3月10日深夜，东京国会前，约八千名日本市民冒雨聚集在一起。他们挥舞着彩色荧光棒，高喊“高市首相，请遵守宪法”“反对战争”。这一幕，发生在日本，却让很多人感到一种久违的历史性压迫感。
因为同一天凌晨，距离东京一千多公里之外的熊本市，陆上自卫队健军基地在午夜悄悄迎来了一批大型车辆。车上装载的，是射程超过1000公里、可覆盖中国沿岸和朝鲜半岛的远程导弹。
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不是偶然。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日本正从“专守防卫”悄然转变为“远程反击”。
日本国产的12式地对舰导弹
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建立在一个和平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上——只有在遭受攻击时才能防御，不主动攻击他国，因此武力投射不超出“必要最小限度”，所以，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导弹，均为短程导弹，最大射程170公里。这是对二战的深刻反省，也是对和平宪法第九条精神的实践。70余年来，日本的防卫政策都在这条线以内运作。
但2022年，岸田文雄政权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变。
日本政府修改了三份核心安全保障文件，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改变，是正式确立了日本必须拥有“反击能力”（对敌基地实施攻击能力）的政策地位。换句话说，日本在遭受敌方攻击之前，如果判断出敌方即将发动攻击，日本可以先发制人，攻击敌方的导弹基地或指挥系统。
这一步，跨越了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红线，开始踏入了几十年来未曾涉足的禁区。
为了支撑这一远程“反击能力”，日本的防卫预算开始急剧攀升。2022年时，日本的防卫费是5兆8661亿日元（约2500亿元人民币）。到2026年，增加到了8兆8454亿日元（约3830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将年度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而过去几十年，日本防卫支出长期维持在GDP的约1%。
翻倍，意味着数字上从5兆日元级别迈向10兆日元以上，日本将跻身全球军费支出最多国家的前五名。
我们回头来说一说日本开始部署远程导弹的事。
3月10日零时刚过，位于九州地区熊本市健军基地的正门前，自卫队的大型卡车车队缓缓驶入。车上搭载的，是日本国产改良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发射装置——这是日本自卫队有史以来首次在本土陆地上部署具有远程“反击能力”的导弹。
12式地对舰导弹由三菱重工业集团研发生产，射程达900-1500公里（通常称为“1000公里+”），采用隐身外形、大型折叠翼、涡轮风扇发动机、星链等先进技术，被称为“日本版战斧导弹”。从熊本发射的话，这个射程覆盖中国台湾周边海域，也覆盖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
熊本市民抗议部署远程导弹
更多部署随后跟进：3月31日，同款导弹在静岡县富士基地正式配备。此后，北海道和宫崎县也在计划之列。在更南端的西南诸岛，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已经先后编成导弹中队，从2019年到2023年陆续完成部署。以熊本为核心的第五连队、冲绳胜连的第七连队，加上2024年新成立的第二特科团，构成了一个覆盖九州至冲绳的导弹弧形防线。
这道弧线，指向的方向，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这里有一个细节，比导弹本身更值得关注。
熊本县知事是从新闻报道中才看到自卫队的远程导弹已经悄悄部署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
木村敬在记者会上很不高兴地说：“事前没有通知，也没有与地方政府协商，没有召开住民说明会，通过报道才知道这事，非常遗憾。”
而防卫省的回应是：军事装备的搬运细节涉及部队运用与运输安全，因此事先不予说明。
这种单方面推进、绕过地方政府的做法，在基地周边的居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弹和不安。在健军基地附近，反对派市民举着横幅，高喊“立即停止部署”。防卫省官员也承认：“我们无法保证这里不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这句话，分量很重。
与部署远程导弹同步推进的，是高市内阁的修宪政治日程。
2026年的众议院选举之后，高市首相领导的自民党单独获得了超过310个议席——这是国会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门槛。加上同样积极推进修宪的日本维新会，改宪阵营已经具备了发动修宪程序的政治条件。
高市首相本人，是日本政界最积极的修宪推动者之一。她多次表示希望修改宪法第九条，赋予自卫队明确的宪法地位，并为远程“反击能力”提供更清晰的宪法与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持续军事打击行动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走向战争”的担忧。
3月10日那场国会前的抗议集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
日本国会前的抗议集会
抗议集会的组织者是一批艺术家和青年学者。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行动须事先与日本协商。但美国海军从横须贺基地出发的宙斯盾驱逐舰参与了此次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日本政府事先没有被告知，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他说：我们花了那么多“补贴经费”养着美军基地，却连说一句“这违反国际法”的勇气都没有吗？
音乐家舆美咲带着家人站在抗议队伍前说：“日本是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更有责任向世界传递无核、和平的信息。不管社会舆论如何变化，真正强大的永远是每一个人的意志。让我们把这场反战运动继续下去！”
音乐家舆美咲
37岁的作家关根爱手举“改变的不是宪法，而是政治和政权”的标语牌，她平静却坚定地说：“那场战争留下了太多被伤害和伤害他人的历史。今天有人想践踏这段历史去修改宪法，这样的政权姿态，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这场集会不仅是单纯的一次示威，更被视为战后日本“不再发动战争”这一核心价值受到威胁时，市民自发站出来的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中年轻一代和带孩子的家庭特别多，他们用行动表明：和平宪法不是上一代的遗产，而是他们自己要守护的未来。
日本会不会变成“亚洲的以色列”？这是近期日本社会出现的一个讨论话题。
以色列是一个具有高度实战化军事能力、长期处于周边威胁之中、奉行先发制人打击原则的国家。它的存在，带来了持久的地区紧张，也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在此次美军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中，以色列充当了最为积极的先锋队角色。
担心日本走上同样道路的人，并非没有根据。
从逻辑上看，当一个国家拥有了远程“反击能力”，拥有了射程覆盖邻国腹地的导弹，拥有了可以先发制人的法理依据，这个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会从“防御性安全”变成“威慑性对峙”。威慑需要被对方相信，而让对方相信的方式，是持续提升武装实力，并展示使用意愿——这是一个难以停下来的螺旋。
二战结束至今已经八十年。日本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和平宪法的庇护下成长的，他们把“不打仗”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底色。对他们而言，日本眼下发生的一切，不只是政策议题，而是对整个战后生活逻辑的动摇。
当然，也有另一群人。他们看着周边国家持续扩张的军事存在，看着东亚局势的微妙变化，认为日本如果不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等待它的将是更大的危险。一位住在熊本健军基地附近的市民说得直白：“部署远程导弹，不代表要发动战争。不部署，又怎么保护国民的生命？”
支持与反对，两种声音都反应出日本人的真实恐惧，虽然恐惧的形式不同，但似乎都有其合理的逻辑——如何保命，又如何避免遭受战争？
日本战后的长期和平，不只是一部和平宪法催生的产物，更是一代代普通日本人用生活方式、用文化选择、用政治参与所维系的一种集体意志。那八千人站在国会前挥舞荧光棒，不是在做秀，是在说：我们不愿意放弃这八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和平生活。
但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由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的力量对比、由政治家的选择、由国际局势的变化共同塑造的。
日本正在走一条它自己也感到迷茫的路，因为完全不知道，这一条路的终点在哪里，走下去，会不会再次踏上战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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